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反思，必然要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五四时代。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捩点，后五四时代的每一次精神激荡都会引起人们对五四的复杂感情。然而感情是一回事，理性认识是一回事，我们需要的是对五四的清醒而明彻的理性认识。因为只有这样的理性认识，才能使我们有清醒的自我认识，从而在世纪末的浮躁中保持冷静、尊严和诚实。
黄玉顺博士主编的《追寻中国精神丛书》，即是试图透彻认识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。该套书的特点在于，它不仅直切五四精神的核心，而且力图透过五四而接续中国文化传统。所谓五四精神的核心，其实就是自由，自由是现代精神的核心与灵魂，从民主、科学到“伦理的觉悟”都离不开自由。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与民主，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复兴与腾飞，而没有自由作为基础和前提，就没有科学和民主，科学和民主都不过是现代人类自由意志的工具而已。伦理的根本问题也还是自由问题，没有自由基础就不会有真正的道德可言。如果把自由当作“现代性”之根的话，五四所追求的自由也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性之根。我们之所以至今仍然充分肯定五四者，理由在此。
五四的自由理念植根于西方传统，中国传统中没有西方式的自由观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中没有自由精神。自由的本质在于人的内在超越性：人对物的超越和“我”从“非我”的超越。前一个超越表明人对摆脱物的奴役和压迫的追求，后一个超越表明人力图摆脱群体、社会、共性对个人、我、个性的压迫和奴役。自由观念的产生过程正是人一步步实现超越的过程，其标志乃是自我意识、主体意识的产生。从这一本原的意义上说，中国传统中当然有丰富的自由精神，从轴心时代开始，中国人就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自由话语。黄玉顺等人极其精彩地分析和阐述了中西自由传统的差异性。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，他们的旨趣在于，继承五四一代人的自由追求，而扬弃五四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偏狭性，从自身传统中获取充足的话语资源，再造和重塑新的自由精神。只有新的自由精神，才可能孕育出新的民主精神、科学精神和伦理精神，才可能确立现代中国人的存在根基。之所以追寻中国精神者，其意在此。
与全面西化派和经典自由主义者们不同，丛书的作者们对中国传统给予了较多同情和了解。他们不把现代性和民族性与传统性对立起来，使得他们的立论平实而有力。他们追求的自由是中国人的自由，是历史的、现实的、具体的自由。他们成功地证明了：自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，中国人能够在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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